中华上下五千年，作为世界四大远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创生的？发端于何时何处，又经历过怎样曲折的历史发展？“巍巍如天——陶寺遗址考古成果精华展”正在良渚博物院持续展出中，展览精选百余件陶寺遗址最具代表性的出土文物，通过参照对比良渚文化展品和图片的方式，聚焦两个早期文明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自2002年启动以来取得了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石峁遗址、二里头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发掘的四大区域性、中心性遗址。本篇小文将围绕以上四处遗址一窥中华文明早期面貌。

实证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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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约5500年，欧亚大陆气候开始渐趋寒冷，气候带和植被带整体南移，降水也有所减少，使得江淮地区水位下降，露出大片适于耕种和居住的平地，为江淮地区文化发展带来绝佳的机遇，造成大范围文化格局的调整。良渚文化便形成于这一时期，从距今5300年至4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

良渚古城复原图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核心是良渚古城，总面积达290余万平方米，由宫殿区、内城和外城组成。作为良渚人权力与信仰的中心，良渚古城规模宏大，有着先进的规划理念，城内人口众多，稻作农业发达，拥有成套的生产工具且产量极高。古城外围发现有11条水坝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为良渚人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充沛的水源，起着交通运输、调水灌溉、防洪等作用，反映了良渚人的科学技术水平。良渚古城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乃至世界上，距今五千年前同时拥有城墙和水利系统的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

城外水利系统

良渚遗址内有墓地、祭坛、大型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区等各种类型的遗址点，在布局上已形成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这种级差式的聚落格局。遗址内出土了玉器、陶器、石器、漆器等大量器物，表明良渚文化手工业已相当发达，才能生产出如此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雕琢精湛的器物。其中尤以玉器为杰出代表，玉礼器的出现开启了玉器的礼制化阶段，承载了君权神授、礼制信仰的理念。在一些器物上，还发现了具有表意功能的刻画符号，被认为是“原始文字”。良渚文化墓地中包含玉器在内的随葬品的等级和数量差异，体现了当时良渚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分化。从用玉制度、宏大城址的修建、大规模墓葬等方面可见，良渚古城已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出现了具有最高权威的王，其掌握组织和运用庞大社会资源的公共权力。

不同等级墓地出土的玉器配置和等级明显不同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

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发掘，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项之初，就被列为其中一项重要课题。从1936年考古学者施昕更挖下良渚考古第一铲起，几代考古学家薪火相传，通过充分的遗址考古发现，证明良渚已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雄极一时的圣君帝尧之都

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文明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里，黄河中下游地区持续兴盛，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成为这个时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区，陶寺文化随之诞生。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考古发掘面积近300万平方米，是距今约4300-3900年黄河中游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陶寺的历史年代、地理位置、文化内涵、规模等级、文明程度，与史籍所载的“尧都”契合，因此学界普遍认同陶寺就是圣君帝尧之都。

陶寺遗址宫城平面布局

陶寺文化主要分布于临汾盆地，考古挖掘发现百余处遗址点，形成了以陶寺为中心的聚落群，呈现出早期国家的都邑形态。陶寺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在中期达到了顶峰，陶寺人建造了规模空前的城址，城址内发现有气势恢宏的宫殿、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王陵区、礼制建筑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等规划有致的功能区域。陶寺遗址还出土了铜器、彩绘龙盘、土鼓、鼍鼓、特磬、玉器、漆木器、圭尺等精美文物。考古发掘墓葬千余座，依照墓葬等级高低，随葬规格不同的成套礼器，并形成一定的规制。大型墓葬中，随葬品颇为丰富，发现有石磬、土鼓和鼍鼓组成的乐器组合，是“王”的身份象征，反映了当时的礼乐制度。

陶寺遗址出土彩绘陶礼器

在陶寺文化中期的祭祀区内，考古专家们发掘了一座大型夯土基址，被认为是陶寺人观测天象的观象台，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精密天文观测遗迹，代表了陶寺时期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这是一处直径约60米的半圆形建筑基址，以观测点为圆心，由北向南呈扇状排列着13个夯土柱基，排列紧密，柱与柱之间有缝隙。经观测发现，通过柱间缝隙向东观测塔儿山日出，可以确定时令、节气，安排农耕，具备授时功能，印证了史籍里有关帝尧“敬授人时”的记载，为“尧都”的确认提供了有力证据。

陶寺观象台

陶寺遗址还出土了一件扁壶，上面有红色颜料书写的两个“字”，“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器具书写。其中一个为“文”字形，另外一个字，学界有“尧”、“命”、“昜”等多种解释。朱书“文字”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朱书文字扁壶

1978年，陶寺遗址考古正式启动，自2002年开始，陶寺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陶寺遗址考古历经四十余年，发掘成果丰硕，展示了一个全面具有史前都邑性遗址要素及标志的范本。陶寺文化的发展吸收了包括良渚在内的多个文化的成果，其所创造的文明成就又多为夏、商、周以及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陶寺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中心性遗址之一，对复原中华文明的源头及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石破天惊的史前神秘都邑

黄河流域还存在一处与陶寺几乎同时横空出世的古城石峁，双城隔河相望，并峙数百年。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主要遗存为距今约4000年的石砌古城，其考古工作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构成，依山势而建，面积逾400万平方米，城门及城内大型建筑均由石头包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之一。

石峁遗址

石峁古城内密布宫殿建筑、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遗迹，设计精妙，功能齐全，经考古挖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骨器、铜器、石雕、纴木等遗物，还发现了壁画的身影。从生产生活来看，因地处农牧交错带，石峁人种植以粟、黍为主的农作物，驯养黄牛和羊等动物。此外，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为商品交换提供了便利，为石峁的高度发达奠定了经济基础。种种迹象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当时中国北方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壁画

绿松石

玉钺

石峁遗址的发现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表明了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多元融合的过程，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生动呈现最早的王朝文明

距今 3800—3500 年前后，中原地区的陶寺、石峁走向衰落，二里头逐渐崛起并发展为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性城市。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境内，现存面积300余万平方米。从遗址的年代、规模和位置判断，它极有可能是夏代后期的都邑所在。自2004年起，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被正式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

考古专家团队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迄今已知中国最早的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铸铜作坊等。二里头遗址中部是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在宫殿基址附近的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容器、石磬等乐器和各种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的玉礼器，这些器物成为彰显和维护王权统治的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

二里头文化影响广泛，其分布范围几乎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并辐射至广阔四周，由此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成为自夏、商、 周至北宋三千年历史长河中王朝的主都或副都，承载了中华文明的根脉，是探索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关键性遗址。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

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他的起源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良渚到二里头的发展变化可见早期中华文明从邦国到王国的演进之路：距今约500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以良渚古国为代表的各个邦国文明，而当时的中原地区还处于较为低落的时期；距今4500年左右，黄河流域产生了以陶寺和石峁为代表的早期文明，且影响范围扩大，但仍然有限，也未形成世袭王权，只具有王国雏形；直到距今3800年左右二里头文化出现在了中原腹地，其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深度和广度大大提高，形成稳固的世袭王权，进入真正的王国阶段。

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及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能发现并非所有文明都符合“文明三要素”，即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比如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印加文明没有发现文字，因此文化的多样性不能用一个模式衡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总结出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历经20年探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阶段性发展、文明定义等问题上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新时代下的中华文明探源仍将持续勾勒中华早期文明的壮阔图景，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巍巍如天：陶寺遗址

考古成果精华展”

将于10月9日闭幕

欢迎观众朋友们来良渚博物院

探寻中华早期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