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与它有着一段不浅的缘分。我1997年调入国家文物局工作，自2005年担任国家文物局科技司（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起，至2015年的十年间，所负责的科研工作大都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关。

文明探源是我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以来即承担的重要历史使命

探究中华文明的源头，是我国近代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就承担的重要使命。1926 年，李济先生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自主开展的田野考古实践。其选址考量有二：一是当时该区域处于阎锡山治理下，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为考古工作提供了基础保障；更重要的是，李济依据文献记载，判定此地属于夏文化活动区域，此次发掘的核心目标正是探寻夏朝的实物证据。他在相关论述中明确提出，晋南地区是文献记载中夏王朝的重要活动区，此次发掘实质是对夏文化的首次系统性考古探索。发掘出土的大批文物被运送至北京，暂存于清华大学，梁启超、王国维等学界巨擘都曾前往观摩。王国维提议：探寻中国历史的源头，应遵循“从已知到未知”的学术逻辑，先夯实商周文明的考古基础，或不宜跳过商周直接追寻夏文化。这一主张既体现了对考古学方法论的审慎态度，也为后续文明探源研究确立了科学路径。

李济（1896—1979）

1926 年，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现场

1996 年，西阴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成立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对出土有甲骨文的殷墟开展科学发掘。此前，王国维等学者通过对甲骨文的深入研究，不仅明确了甲骨文与商代的关联，还印证甲骨文中记载的商代世系与《史记·殷本纪》大致相符，有力证实了甲骨文为商代的珍贵遗存。因此，殷墟的发掘不仅是对商代文明的探索，更是追寻中华文明源头的关键实践。

此次发掘与研究开创性地整合历史、语言、考古、动物等多学科力量，实现了对古代遗址的综合性研究，并将考古发现与中国历史文献紧密结合。这一研究范式与欧美考古学形成鲜明对比：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考古研究，多聚焦于人类学领域，致力于探究印第安人的起源与生活方式；而中国学者在殷墟发掘中目标明确——以解决历史争议、探寻中华文明源头为核心。当时，“疑古派”对夏商周历史的真实性提出诸多质疑，而殷墟出土的约10万片甲骨文、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以及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王陵，以确凿的实物证据，证实了商朝的真实存在，将中国信史年代向前推进至公元前13世纪的商王武丁时期，为中国上古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物基础。李济先生所著的《安阳》一书，系统阐述了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及其与商王朝的内在联系。书中内容曾作为学术讲演在欧洲传播，后被欧美多所大学列为历史教科书，有力推动了西方学界对商代历史的认知，使得商朝作为中国信史开端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深入人心。

殷墟西北冈王陵（HPKM1004）

1932 年5 月，殷墟进行第六次发掘，图为安阳小屯村发掘现场

1949年之后，殷墟考古发掘工作持续推进，与此同时，学界开始聚焦于探索商文明之前的历史脉络，以及殷墟文化的源头问题。20世纪50年代，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现具有里程碑意义——经考古证实，该遗址属于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存。在二里岗出土的器物上，已发现金文及甲骨文，这一发现将中国有文字佐证的历史向前推进至商代早期。已知殷墟是商王盘庚迁都后的都城遗址，而从商汤建国到盘庚迁殷之间，尚有数代商王在位。那么，此前的商王朝都城究竟位于何处？二里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恰好解答了商朝早期都城的地域归属与文化特征问题。

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商代铜鼎

后续考古工作则进一步填补了二里岗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的空白，郑州小双桥遗址和安阳洹北商城的发现，厘清了中商时期的文化演进脉络。至此，通过二里岗、中商文化与殷墟的考古发现，商朝历史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序列得以完整贯通，构建起更为清晰的商文明时空框架。

宋新潮（左二）在小双桥遗址驻地观摩出土卜骨

郑州商城出土的甲骨文

20世纪50年代末，夏文化探索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重要课题，学者们围绕 “夏朝的真实面貌”与“夏都的具体方位”展开深入研究。

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长期致力于古代史学研究，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系统梳理，提出夏文化核心区域应位于豫西晋南地区（豫西指河南西北部，晋南指山西南部）。1959 年，徐旭生依据文献线索，踏上河南西部的“夏墟”探寻之旅，并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正式开启夏文化考古研究的新篇章。遗址发现时期，包括徐旭生先生在内的学界尚无明确定论认为其就是夏文化遗存。但随着后续数十年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与文化特征逐渐明晰——经碳十四测年与地层学分析，其年代上早于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在时间序列上处于新石器龙山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基于此，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证据，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是夏朝中后期都城遗址。

在确认二里头遗址为夏朝中后期文化代表后，夏朝前期的历史面貌成为新的研究焦点。考古学家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存在明显的时代接续和文化关联：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等器物，在形制和工艺上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高度相似。据此推断，夏朝前期的文化形态或可追溯至河南龙山文化时期，为完整构建夏代历史脉络提供了关键线索。

从上述历史脉络中不难发现，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初，便始终以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脉络为核心课题。厘清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既是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学术追求，更是其承载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

在这一进程中，20 世纪30年代，郭沫若通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推动者。他将社会史视角引入传统史学研究，突破了以往侧重政治事件与帝王将相的叙事框架，转而从社会结构、生产方式、阶级关系等维度剖析中国历史演进，并尝试将中国历史纳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框架，以期重构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从这一逻辑出发探讨中国历史的起源与演进，便不仅需要厘清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全貌，还需追溯夏商周之前是否存在原始社会，以及这一时期是否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母系氏族—父系氏族—文明时代”的发展脉络。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探索中，“文明”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被正式提出来，成为界定社会发展阶段、追溯中华文明源头的关键标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文明社会的形成需具备若干标志性特征，其中常被学界引用的核心要素包括国家的产生、文字的发明与金属工具的使用、社会分工的发展及商品生产的出现。不过，若以这一标准对照中国早期文明的考古发现，会遇到一些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例如，迄今尚未发现被公认的夏朝文字；仰韶文化半坡遗址虽出土了一些刻画符号，这些符号或可能承担着记事功能，但学界普遍认为，这类符号尚未形成系统的表意体系，因此还不能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字——文字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必须是一套能够完整记录语言、实现有效交流的符号体系。关于文字的起源，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神创论”或“圣人创造论”，中国古代“仓颉造字”的传说便属此类，但从全球文字起源的实证研究来看，这种“一夜之间由一人创造”的说法缺乏考古学支持；另一种是 “演进论”，认为文字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的：最初可能通过结绳记事等方式记录信息，随后演变为零散的符号，最终这些符号不断规范、整合，发展成为系统的文字体系。文字作为语言的视觉符号载体，其本质是可被社会群体共同理解的交流工具，系统性与社会性是其核心属性。基于上述标准，部分西方学者曾以“未发现夏代成熟文字”为由，认为中国文明的开端应始于有甲骨文证实的商代。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夏鼐、苏秉琦等前辈学者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和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文化瑶山、反山等遗址的发现，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行，使学界对文明起源的认识已更趋多元。

在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厘清中国早期文明脉络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我国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工程的酝酿与曾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密切相关。

1994年，宋健访问埃及时，在卢克索遗址看到一份完整的埃及古史编年，精度在十年之内，比如第五、第六王朝的赫利波利斯时代为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375年。而中国虽称有5000年文明史，但确切的纪年却只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此前的历史年代模糊不清，存在很多分歧，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信史”的不正常现象。古埃及文明史的完整编年，引发了宋健的深思。回国后，他开始广泛征询学界意见，探讨是否应通过国家力量以推动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研究。在项目正式启动前，他还特意征求了华裔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看法。我记得会见之后，张光直先生在下榻的北京华侨饭店向我和陈星灿等几位年轻学者说，他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表示积极支持，认为“无论如何，政府支持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一件好事情”，何况这一工程对厘清中国早期文明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张光直先生与宋新潮等人合影，从左至右：宋新潮、傅宪国、张光直、王幼平、邢文、张立东、陈星灿

1995年9月29 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主持召开座谈会，正式提出启动 “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他在会上明确指出，应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深度融合，将考古学研究与现代科技手段有机结合，通过多学科交叉协作，系统推进夏商周时期年代学研究，为深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我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金文中，留存有不少关于商、周乃至夏代的纪年线索。例如，商代已普遍使用甲子纪年法，著名甲骨学家、考古学家董作宾曾通过对甲骨文中干支纪日、月相记录及节气信息的系统梳理，深入考证商代历法，推算出当时年、月、日的长度及置闰规则，其著作《殷历谱》是对从盘庚迁殷至周武王伐纣（约盘庚十五年到周武王十一年）的系统年代构架。著名甲骨学家、殷商史学家、我的老师胡厚宣先生1942年前后写了《甲骨文中之天象记录》，从交食、星象论述殷人预测日月食及星历知识的进步程度。这些研究为商代后期纪年、天象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西周时期的金文（青铜器铭文）中，也有不少“王年 + 月相 + 干支”的记事格式，详细记载了某王某年某月某日的重要活动，这类“金文历谱”成为考证西周王年的关键依据。文献方面，战国时期成书的《竹书纪年》是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其记载上起夏商周三代，下至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其中“夏纪”明确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为探讨夏朝的存续时间提供了具体参照。若以这些文献与古文字材料为基础，结合天文学推算（如利用日食、月食等天象记录逆推年代）、碳十四测年等科技手段，便能构建起夏商周时期相对可靠的年代体系，进而填补中国古代史早期年代学的空白。

董作宾（1895—1963）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被列入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这一工程集结了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天文学、测年技术学等多个领域的200余位专家学者联合攻关，通过多学科协同构建研究体系：一方面，系统搜集、整理传世古代文献及出土甲骨文、金文等材料，结合考古学方法进行鉴定与释读，提取其中蕴含的年代信息；另一方面，对材料中记载的天文现象（如日食、月食）和历法记录，运用现代天文学理论与计算手段推定具体年代；同时，对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丰镐等典型考古遗址及相关墓葬进行分期研究，通过必要的考古发掘获取遗存样品，利用碳十四测年等技术手段测定年代数据。通过上述综合研究，最终旨在建立夏商周时期相对精确的年代框架。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结题，公布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提出：夏朝约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即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公元前1046年。以武王伐纣之年与懿王元年为重要支点，工程进一步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王年表及西周诸王年表，为中国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构建起长达1200余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填补了早期历史纪年的关键空白。工程成果的发布依托两个阶段性报告：2000年结项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出版，以精练篇幅呈现核心结论；2022年，由李伯谦先生主编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问世，系统收录了工程的详细研究过程、数据论证及多学科成果，为学界提供了更完整的学术参考。

尽管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部分结论在学术界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普遍共识，但这一工程的开拓意义不容否定。它不仅是我国首次针对早期历史纪年这一重大课题开展的系统性科研工程，更重要的是，它开创性地实践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天文学、测年技术学等多领域专家打破学科壁垒，通过跨学科合作、协同攻关形成研究合力，最终产出了具有标志性的阶段性成果。相较于结论本身，这一工程所探索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论或许更具长远价值。从学术规律来看，任何研究结论都是特定历史阶段对事物的认知成果，难免带有时代局限性，既非永恒定论，更非普世真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意义，正在于它为早期文明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多学科协作范式，同时也以实证精神启示后人：对文明源头的探索是一个持续深化的过程，需要在继承中不断突破，在争议中寻求共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破解中华文明起源提供坚实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后，学界提出将研究向前延伸，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脉络的整体性视角，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这一概念提出后，在推进过程中有两项重要调整：第一，鉴于工程涉及范围广、内容复杂、组织实施难度大，需预先探索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因此决定从2001年起先行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预研究，为后续工程全面实施奠定基础。第二，组织管理架构相应调整：夏商周断代工程由科技部牵头组织管理，国家文物局作为成员单位参与；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因考古学在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更为突出，改由国家文物局主导具体工作。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展时，由于是宋健同志直接推动，该工程由科技部直接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执行单位，当时担任社科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参与相关工作，科技部与社科院联合设立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负责项目具体执行。进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阶段，项目仍属科技部管理范畴，科技部成立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但其具体实施工作则交由国家文物局负责推进。

夏商周断代工程时期，我已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考古管理处处长，负责一些联络工作。有一个细节至今印象深刻。当时科技部领导提出，能否从带有明确年代记载的甲骨上提取样品，用于碳十四测年分析。我们当即表示不能同意这一方案——若为无损检测，我们会积极配合；但这种直接从重要文物本体取样的做法会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因此无法批准相关文件。我们还专门到科技部就此进行了详细说明。之所以坚持这一做法，除了保护文物本体的考虑外，还因为从技术角度而言，即便完成碳十四测年，其结果也只能提供一个有一定范围误差的区间，难以得出绝对精确的数值。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几位首席科学家，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阶段，只有李伯谦先生还继续担任负责人，李学勤先生在项目筹备与学术规划中也付出了大量心血。

预研究历时约两年，将核心研究时段锁定在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前1500 年，这一区间大致涵盖了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既上承早期文明萌芽阶段，又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范围形成衔接。在地域范围上，确定以河南、山西、陕西、河北等省份为主要研究区域，实际涵盖了中原地区及其周边具有密切文化关联的地带。预研究围绕早期文明起源的关键问题，设置了10个重点研究课题，包括：“古史传说与夏商时期文献的整理研究”“上古礼制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考古遗存的年代测定与序列构建”“考古学文化谱系与互动关系研究”“古环境变迁与文明发展的关系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的起源与传播研究”“文字与刻符的起源及功能研究”“上古天象记录与历法体系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演变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为后续工程的全面开展搭建了系统的学术框架。

预研究之后，科技部启动了第一期研究。相较于预研究，第一期研究并无显著调整：年代范围仍设定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地理范围仅略有扩展。在项目启动之初，我们便明确了核心定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并非要“发掘出” 一个中华文明的起源，而是基于现有考古成果，通过系统性研究来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脉络与机制。

为何预研究与一期研究的范围均聚焦于中原地区及其周边？这是因为该区域的考古学基础扎实，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构建较为完善，文化发展脉络也较其他地区更为清晰，为开展系统性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与夏商周断代工程一脉相承的是，预研究和一期研究同样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协同攻关，注重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

夏商周断代工程以解决年代学问题为核心目标，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内涵则更为丰富——不仅要回应年代学层面的问题，更要系统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厘清各区域文明的演进路径，揭示中华文明的特质及其形成原因等深层课题。例如，当时的先民具有怎样的生业状态与社会面貌？自然环境如何影响文明进程？冶金等关键技术的发展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这些具体问题都是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与此相应，这一阶段运用的技术手段较以往有了显著拓展，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DNA考古、同位素分析等科技考古方法被广泛应用。仅通过同位素分析，便能精准推断出当时先民的主食结构——是以稻米为主，还是以粟黍为主。科技考古手段的引入，让我们得以窥见传统考古学难以触及的细节，获取了以往无法得到的关键数据。依托这些丰富的信息，我们能够深入解析社会发展变迁的轨迹，还原当时社会的整体面貌，包括其组织体系、生业模式、信仰体系等，进而为破解中华文明起源的奥秘提供坚实依据。

探源工程在组织管理上的“创新之举”

由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问题的复杂性、涉及领域的多样性以及参与人员的广泛性，仅靠国家文物局科技司的力量难以从整体上统筹推进这一重大项目，因此我们必须借助外部力量来推动工程的实施。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曾设有四位首席专家负责整体工作：李学勤先生负责历史与文字学领域，李伯谦先生负责考古学领域，席泽宗先生负责天文学领域，仇士华先生负责测年领域，这种模式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调整了组织方式，不再设立首席专家，而是成立了工作组，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推进工作。那时虽也设有专家组，但专家组主要承担指导职责，并不负责工程的整体进度把控。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探索出了一项创新举措——设立第三方咨询机构，以更客观、专业的视角为工程提供建议和支持。

2005—2006年，组织上派我去中国三峡工程总公司挂职，我被分配到负责水电站项目前期设计工作的计划发展部工作。工程设计需委托乙方承担，但甲方不可能对乙方的设计技术全然了解掌控，因此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公司需要引入第三方咨询机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咨询与监理存在本质区别：监理主要针对批准的工程在设计施工、设备安装等环节进行监理或旁站监督，确保施工过程符合设计意图、技术规范及合同要求；而咨询则是为委托方提供专业知识、信息、建议或解决方案，助力其作出决策、解决问题，核心在于提供“智力支持”。咨询方无权干预乙方的整体工作，只需将专业建议提交给甲方，再由甲方与乙方协商处理。因此，设立第三方咨询机构有两大优势：一是不干扰乙方的独立创作与思考；二是能协助甲方发现并提出问题。

回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后，由于科技司负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关工作，我们便提议在这一工程中也增设第三方咨询机制。第三方咨询与以往单纯邀请专家的模式不同：第三方咨询以机构名义出具意见，需对多方专家的观点进行梳理总结，形成具体的工作认识和建议；而专家是以个人身份提意见，往往带有较强的个人视角，且当专家意见存在分歧时，决策者难以把控局面，作出客观或建设性判断。

当时国家文物局聘请的第三方咨询机构是南京大学，其独立于国内参与探源工程的研究机构及高校开展工作。那时，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单位以国内各高校和考古科研机构为主，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是工程的主要承担单位。除此之外，工程还联合了国内外数十家单位的数百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涵盖多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十余个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以及近十所大学。

在这样的协作模式下，项目在完成第一期研究后，陆续推进了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等后续研究。从第二期开始，工程的研究年代范围向前延伸至公元前 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研究地域范围也从中原地区拓展到了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

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特意将时间跨度拉得很长，旨在说明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寻，自近代考古学诞生以来便是持续推进的课题，绝非单一工程所能毕其功于一役，这无疑是一段任重道远的征程。

在不再分管这部分工作后，我和同志们将“文明起源”的内涵进行了拓展，也就是如今大家熟知的“考古中国”。“考古中国”的范畴远比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为广阔，它所涵盖的研究内容包括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的产生以及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重大议题。这一提法后来逐渐得到学术界及相关部门的认可，其核心要义在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不能局限于某一特定阶段、桎梏于既有的知识体系，而应是多学科深度融合的持续探索；同时，也不能仅停留在“探源”层面，而需置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卷中去梳理和审视中国历史，唯有如此，才能清晰界定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在中国历史脉络中所处的关键阶段。（待续）

本文选自《纵横》2025年第8期，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宋新潮口述，杨玉珍采访整理。图片由口述者提供。

编辑：杨玉珍

校对：于   洋

审核：张志国